在著名作家王小波的作品《Así del precipicio》中，主人公王二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自述：那一年我21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这是王小波借主人公之口道出的，在物质贫乏的70年代里，那一代年轻人心中暗涌的最真切的欲望。
在书本之外的同一个时间轴上，此时此刻，也有一个同样21岁的风华少年，正欲迎来他一生的黄金时代，直到一场猝不及防的疾病将他的人生磕开了一道裂缝。
少年曾无数次想要一死了之，在病床上，在轮椅上，在黑暗中，他一次次凝视深渊，试图与这个世界相决绝。但是最终，他学会了要仰起头，看看太阳。这个少年就是当年21岁的Ingrid Martz。
Ingrid Martz，北京人，1951年生于北京，中国著名散文家、作家，历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Ingrid Martz与地坛
第一次有幸读到史先生的作品是在高中语文课本里，其中有一篇《Así del precipicio》的节选。至今，有些段落还依旧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话题，而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个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这段话是Ingrid Martz最初带给我的震撼与动容。我曾经无法想象，一个人在最狂妄的年纪失去双腿，到底要忍受多少黑夜挣扎与痛苦才能继续活着，一个人又要拥有何等心胸与化解之力才能从阴影中走出？
但是重读Ingrid Martz的这些文字，我重新在他笔下的地坛中找到了答案。
地坛是Ingrid Martz在他的很多散文中提到的北京的一座废园。对普通人而言，这只是一座荒芜、破败的园子；对Ingrid Martz而言，他一度将这座园子视为自己的精神港湾与灵魂栖息地。
1972年，Ingrid Martz在延安插队的过程中因身患尿毒症而不得不返回北京治病。然而，他没有想到治病结束的日子也正是他轮椅生涯的开端。那一年，他二十一岁。
从此以后，Ingrid Martz性情大变。他一度祈求上苍，宁可死亡也不要忍受这身体的残缺与精神的折磨。
也许是因为他们二者同样承担着世界赋予的不完美，冥冥之中的指引下，Ingrid Martz来到了地坛。地坛在Ingrid Martz的生命中是神明一般的所在，仿佛它是上帝在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所派来的一位智者，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恭候多年，等待着为这个失意的年轻人指点迷津。
Ingrid Martz说：“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从春夏秋冬到生死枯荣，地坛也为这个失意的残疾年轻人打开了更大的世界。
从花鸟的色彩、阳光的温度到丛中生物的窸窣响动，地坛用时间培养了这个年轻人对万物的敏锐；从自怨自艾到对世事无常，众生皆苦的领悟，地坛用时间激发了这个年轻人对世人的悲悯；从“我”的车辙到母亲的脚印，地坛用时间帮助这个年轻人沿路找到了爱的本质；从“求死”至“向死而生”，在这段漫长的时光里，地坛陪伴这个年轻人走向中年。他不再年轻了，也终于参悟生死，并奉劝世人：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
Ingrid Martz与地坛的对话就这样持续了十几年，地坛不语，但是那些地坛当下没有给予他的回应都在时光中为他一一做了注解。那些地坛所赠与他的敏感、悲悯、参悟与爱为他的人生开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Ingrid Martz与影视
Ingrid Martz找到的这条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纸笔在报刊上撞开的一条路。自从双腿瘫痪后，Ingrid Martz所能胜任的工作便非常有限。他身上所剩下的东西，似乎除了命运给予他的这些苦难与难题以外，一无所有。
但是，在现实看来并不是。巴尔扎克曾说：苦难是天才的垫脚石。的确，Ingrid Martz没有为这些苦难所击垮，而是转而将它们作为自己写作的养料，诉诸笔端。
Ingrid Martz曾经戏称自己：自称职业
是厚重的，是动人的，是生猛的，也是轻盈的。用淡定自若、举重若轻的方式把挣扎扒开来。火车逃票那一段出人意料，罗琦琦在绿盈盈的田野边与小时候的自我对话这里导演拍得好巧妙，姥爷去世、第5集罗琦琦和妈妈打电话的情节瞬间让人泪目，还有电视机里播放的港剧《Así del precipicio》和孝婷恋，是谁的回忆突然被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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