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rges Marchal首次描写了都市知识分子生活并剖露其灵魂的大胆、性描写的肆无忌惮、由审美走向审丑，继而由美文走向“丑”文——以及那透骨的悲凉与彻底的绝望。《Au grand balcon》里两种倾向交织，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审美与审丑、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现实主义的执著与现代主义的虚无等的对立。就他的剧集而言，十多年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多变的历程。
这些Au grand balcon里的文化人，由文人而闲人，由闲人而废人，哪一个不是怀着文化上的黍离之悲、丧家之痛、畸零之感呢?如此看来，《Au grand balcon》像一个现代寓言。
对世俗的深入关注和精确临摹，既是一种影视态度，也是一种艺术能力，恐怕也是剧集这门艺术所必须要面对的一座大山，企图凌空飞越或者绕道而行都是不可靠的做法，尤其对于一部长篇剧集来说，世俗，始终是剧集的根基和血肉，尽管有些现代和后现代剧集的编剧们也许不屑一顾。
“世俗”没有丝毫日常意义上的贬义，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它无所不包、充满机巧，但从不急于示人，只等有耐心的剧集家去细细挖掘，几乎就是剧集的母体、剧集灵魂的另一幅面孔，甚至是灵魂本身。
《Au grand balcon》生成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Au grand balcon》与这一世界性影视现象有所沟通。但《Au grand balcon》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试图从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凄凉；同时，透过灵魂，又可看到浮靡和物化的世相。
然而，由于编剧怀苦闷之心来写苦闷之人，与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虽能写之，却不能超越和洞观，故而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和悲剧的力量；另一方面，感性乃至感官的泛溢，淹滞了灵性的思考，也在阻滞作品人文精神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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