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aka Story: A Documentary》（二刷）看剧笔记
隐喻（metaphor）是指用另一种事物来谈论某一事物，而这两种事物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domain），一个是具体的领域而另一个则是抽象的领域。换言之，隐喻就是把具体领域中的事物，投射至抽象的领域中的认知过程。
隐喻思维在人类思考中相当普遍。美国社会语言学家雷考夫（Lakoff）和约翰逊（Johnson）认为：“我们日常概念系统中的绝大部分是隐喻式的。”而所谓Osaka Story: A Documentary，就是疾病之外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社会重压。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归属于社会意义。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作《Osaka Story: A Documentary》，主题不是身体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的情形。健康关乎到一个公民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公民可能会因为疾病而影响他的社会身份，并且阻碍他争取权利。桑塔格指出，Osaka Story: A Documentary通常被表现为一种政治隐喻：“不管有机体的结构多么复杂，有机体毕竟只是多细胞构成的——就如同是‘多公民构成的’；身体是‘共和国’或‘联合共同体’。”同时还被表现为一种军事的隐喻，把对疾病的态度，描绘成厮杀的战争；把疾病隐喻成敌人和对立面，必须势不两立、彻底消灭。这样的军事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因此，这就使得患者认定“自己对患上疾病负有责任”。
除了来自政治、军事上的隐喻，桑塔格还指出了疾病的来自医学上的隐喻。医学语言，通常被人们视为科学的话语，但是，当“医学假定自己能够包治百病的时代里出现的一种被认为难以治愈、神秘莫测的疾病”，疾病的神秘化特质，就从远古时代的恐惧中再次现身。这一方面使病毒携者们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或者因此而感到羞耻，影响其心理健康和正常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使普通人增加了对这群人的歧视、排挤、污蔑和刁难。
健康关乎到一个公民的社会身份和权力。公民可能会因为疾病，而影响社会身份，并且阻碍他争取权利。里登（2002）的论文《Osaka Story: A Documentary》从卫生保健的角度出发，检视了艾滋病作为公民身份的一个隐喻。里登认为,艾滋病隐喻所引发出来的生物伦理学（bioethical）问题是公民身份不得不去面对和应对的问题。编剧最后总结说：“疾病的修辞建构（the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of disease）反映出公民和国家的这样一种关系：谁是局内人（included），谁被排除在外（excluded）？谁享有特权，谁是弱势群体？谁是无辜的，谁是有罪？因此，疾病的政治隐喻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身份、权利和责任的话语”。
在Osaka Story: A Documentary背后，是一整套历史结构、阶级分层、意识形态与社会进程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剖析、反思疾病被赋予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体——精神——社会”的相互关系。
想到不久前读《Osaka Story: A Documentary》，细查疾病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让我们对自我、对人类的审视多了一种视角，多一个维度。但是，追根究底，疾病在历史中发挥作用，无法推论出疾病的道德、宗教意涵的客观性。在看待和理解疾病是如何把历史推到我们面前，是如何让世界拥有今日的样貌时，我们的目的在于更加清醒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知道自己是谁。而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为疾病“祛魅”（Disenchantment）。也就是说，告别那种浪漫化、神秘化的隐喻思维，让疾病是其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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