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不要命Get Rich or Die Tryin'》围绕着“优绩”两个字，阐述了精英为什么会产生傲慢以及产生傲慢的原因。这部剧的副标题是“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编剧是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阿德沃尔·阿吉纽依-艾格拜吉，除此以外他还写过《要钱不要命Get Rich or Die Tryin'》与《要钱不要命Get Rich or Die Tryin'》。
你一定听说过：2019年美国爆出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高校招生舞弊丑闻。联邦检察官对50人提出指控，富有的父母涉嫌贿赂为子女“购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及其他名校的新生入学资格，舆论哗然.
这践踏了美国坚信不疑的“优绩主义”理想原则：社会与经济的奖赏应当依据才能、努力和成就这些“优绩”来决定。人们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公平竞争，优异者获胜。因此，最好的大学应当录取成绩最出色的学生，收入最高的职位应当留给最有能力的人。其实不仅是美国人，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认同优绩制，认为这才是理所当然的公平原则。然而编剧指出“优绩制”的傲慢引发了美国社会的分化，促进了民粹主义的兴起。他论证的主要观点是：优绩制造成了一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
为什么优绩制会让社会分化撕裂呢？因为民粹主义的怨恨。
美国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国收入增长的大部分都流向了收入在前10％的人，而收入居于后50％的人在这几十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这不主要是民粹主义者愤怒的原因。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容忍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认为无论一个人的人生起点是什么，他都有可能从贫穷变得富有。这种对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的信念是美国梦的核心。然而现在阶层跃升的话语听起来很空洞：出生于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在成年后往往会一直贫穷。那些出生在收入最低20％的家庭的人中，只有大约5％的人能够进入收入最高的10％的行列，大多数人甚至连中产都做不到。除此以外，只有不到4％的常春藤联盟高校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那20％。对那些困在底层或挣扎着维持生活的人来说，阶层跃升，与其说是承诺，倒不如说是嘲讽。这造就了社会的撕裂。
社会的不公平体现在美国英才治国的技术官僚，这切断了英才和道德判断之间的联系。在经济领域，英才假设公共利益是由GDP定义的，而人们贡献的价值在于他们出售的产品或服务的市场价值。例如：经济学家作为政策顾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不惜违反道德。英才眼中的优绩提升了有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士阶层的声望，贬低了大多数工人的贡献，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还以这些方式重新界定了获得社会认可的条件。正是如此的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的两极分化与愤怒对抗。
技术和外包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因此社会对工人阶级所做工作的尊重程度也降低。随着经济活动从制造转向金钱管理，对华尔街的银行家和专业人士来说。传统意义上对工作的尊重已经变得脆弱。英才们忽略了政治这一层面。他们认为市场驱动的全球化的问题仅仅是分配正义的问题。那些从全球贸易、新技术中获益的人并没有充分补偿那些失败的人。这就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情况。40年来市场驱动的全球化掏空了公共话语的道德内涵，剥夺了普通公民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工作会失去尊严的原因。
为何如此，人们还向往优绩的社会？也许这与我们的某种自由观契合。这种自由观相信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的成功不受制于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而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命运的主人，只要我们努力，我们想飞多高，就能飞多高。因此，优绩至上的社会在两方面都令人向往：一方面与强大的自由观契合，另一方面也给予人们他们因为自身努力而应得的东西。尽管很振奋，但优绩至上原则可能会发生转变。优绩至上理想的副作用却是那个最诱人的承诺，即掌控自己的命运并实现自我的承诺。随着对上帝信仰的消退，对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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