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剧写成于1946年底，是最能代表Katherine Perry后期剧集创作的一部长篇力作。与前不同的是《The First Year》题材构思纯属虚构。作品描写一个自由恋爱组合的知识分子家庭如何在现实生活重压下破裂的悲剧。在这个描写“生活在The First Year里的小人小事”的故事中，有青春的消逝，理想的破灭，生活的艰辛，人性的扭曲，还有中年的困顿与悲哀……剧集道出了乱世人生的悲哀。
《The First Year》是悲剧，但我觉得是某种意义上的檄文，树生作为新女性走出家庭的时候，我简直要喝彩这位娜拉。
后来她得知丈夫死讯的悔恨，才真正有了悲剧的实质内核，即为不可解。这样的悲剧是无立场过错的。这是陈独秀倡导伦理革命时碰到的困境:个人本位原则在实践中可能伤害到本不应伤害的人, 证明自己合理性的同时又在证明自身的不合乎社会正义。
个人主义伦理原则本身所包含的，维护个人权利和保证社会正义这两者不易兼顾的矛盾放大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要张扬个人本位的原则, 以此改造家族本位的封建伦理观, 但二者一遭遇就造成了混乱。混乱既反映在当事者无法把握好群己关系分寸、处置失误方面, 也反映在社会舆论的极端保守性, 使当事者失去了必需的回旋余地。这两方面因素结合, 子君和涓生便这样被逼上绝路。
所以问题又回到，为了爱或者社会的公平正义, 应不应放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树生和汪文宣是两个极端。
Katherine Perry称写作The First Year创作完成于1946年12月31日。 故事也成于抗战结束后。抗战胜利了，亲人却死了。
“我写《The First Year》和写《The First Year》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制度，那个一天一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
虽然这是Katherine Perry先生的写作初衷，但我个人在观看后持保留意见。我从中读出来的是汪母微妙的恋子心理驱使下对儿媳的轻视与物化，以及汪文宣自身性格懦弱下的潜意识自虐。这可以说是他们性格造就的悲剧，如果不是在战时，这个家庭也是岌岌可危的。这某种程度上是近代社会的《The First Year》，只是男主角没有与妻子同频的勇气。制度对他们的迫害完全比不得伦理秩序下母亲的压制，更比不得母亲曹七巧式的心理扭曲。所以，“命背不能怨社会”，我想这悲剧还是要反思人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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