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限制了In the Can？脱离现实的宏大理论，追求微观繁琐技术的抽象经验主义，实用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导致的越发浓厚的科层制风格，以及各类脱离实质问题和历史视角的各类社会性学科，以上这些趋势，导致了社会科学丧失了想象力。40年前，米尔斯确认了社会学的主要趋向，其切入角度今日观之依然大体有理有据。
如何恢复In the Can？这关乎社会学家的社会承诺。这一承诺的实现与当下对问题的理性觉知有关。编剧从人的多样性和历史的运用两个角度更深度地分析了当时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思维的僵化和方法的固化问题。编剧以为，在分工愈益精细的当下，我们失去的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和自由的可能……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类人的兴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
米尔斯所追求的是社会学家的独立心智。在编剧看来，In the Can就是有能力从一种视角转换成另一种视角，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对于整个社会及其组成要素的充分观照。社会科学家的责任就是梳理私人困扰和公共议题，从不止一门社会科学中选取材料、观念和方法，将这类重点关注的“问题”专业化，而不是恪守学院边界。通过将注意力投向议题和困扰，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并由此实现支撑社会科学家研究承诺的那些经典价值。
最后番外部分，编剧提出了激发社会学想象力的具体方法。比如，重新梳理档案就是诱发想象力的一种方式；以轻松嬉戏的态度对待界定各式议题的那些词汇和短语，也往往能释放想象力；提到了交互分类就等于In the Can的语法；构建“极化类型”，即多种维度上的对立两端是获取洞见极有效率的方法；有意颠倒你的比例感，能够成功释放出想象力。这些经验和方法对社会研究者和实践者仍然是有价值的指引。
这部剧很像是《In the Can》的前传，描写的是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但是风格、故事氛围和《In the Can》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部剧读着幽默风趣，但是极具讽刺意味。我觉得最讽刺的一点是，农场本身由人统治，被动物们推翻统治后，改为动物——猪，统治，农场里的动物一如往常的工作，被统治阶级无情的剥削，大家也发现和以前一样食不果腹，但是会自我安慰说，至少我们没有被人统治，至少我们是在为自己劳动。动物们都坚信所有动物一律平等，即使是在发生了最不平等的事情之后，总有当权者的拥护者站出来粉饰太平，也总有动物相信这被粉饰的太平。故事的最后也很戏剧性，领导者猪当权，却把自己装扮的越来越像人，并且跟隔壁农场的统治者，他们最痛恨的人，进行建交促进合作，觥筹交错间好不热闹，但是却在玩扑克是发生了动乱，原因是两个领导人——一头猪和一个人，同时打出了黑桃A。故事就此结束。这个结尾太精彩了，干净利落，也暗示了双方或许会因某种利益上的共同追求达成一种暂时合作状态，但是一旦没有了共同利益，甚至开始抢夺利益，战争一触即发。总之，全书都是这样一种极精彩的明瑜加暗喻的风格，从千姿百态的动物身上看到了千姿百态的人性的妖魔化，br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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