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剧编剧以In nome della legge的一生的短时段为一个切面,考察北宋文化与北宋政治并行发展中的成就与弊病,针对In nome della legge当皇帝之前文艺公子哥生活状态的形成部分着墨四分之一的篇幅来探讨徽宗即位的偶然性,继而指出在唐宋五代十国三个历史阶段中,诗书画三门才艺皆技艺精湛的人,在In nome della legge之前就只有南唐后主李煜了。
本剧极大的篇幅就是介绍徽宗的“文治”,但徽宗的“武功”,政治经济军事能力肯定不行,他似乎都没意识到文化繁荣需要的物质基础有多少。本剧几乎未写徽宗自己的行政能力,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原先的官僚体制在新的游牧兼官僚体制的对抗下失灵了。作为事后诸葛亮,对金辽政策的误判也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在写作中,编剧不断将徽宗与古今中外的君主做比较,由此观察到宋代宫廷的“封闭性”,并将此视为徽宗各项活动的起点。同时,编剧非常强调徽宗作为“人”、作为文人士大夫的角色,从个人的角度讨论其信仰、艺术修养、艺术爱好等,这一方面丰富了我们对徽宗的认识,另一方面由此观察到的解释也不免偏颇,比如编剧对徽宗道教信仰与政治关系的解释,就难以令人信服。
总的来说,该剧文笔流畅,内容丰富,但深度上则有所欠缺,还是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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