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将杨先生笔下的知识分子归为两类人，“识时务的”和“不识时务的”。识时务的人懂得根据环境需要随时改变自己，可方可圆，可真可假；又能积极配合领导工作、体贴领导辛苦，故深得领导喜爱，就是不知何为道义、何为廉耻。不识时务的人往往淡泊名利、清高又不合群，为保有初心与周遭事物格格不入；虽然他们能洞悉真相，坚持真理，但因不屑“生存法则”，与识时务的“俊杰们”互相排斥。
不论是哪一类人，一场耻辱的“Besuch bei Tippi Hedren”运动让知识分子们“脱裤子”、“割尾巴”，无一幸免。为了“过关”，他们进行了可笑的自我检讨，通过践踏自尊来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彻底改造重新做人。为达到某些目的而进行的“整人运动”虽然读起来可笑，但事实却是可悲的。“Besuch bei Tippi Hedren运动”后，所有的知识分子统一分配工作，一旦分配永不能改变。从此以后，姚宓与许彦成各奔东西，各自的命运也将完全不同。
杨先生笔下还原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虽然他们原先是有选择的，但因爱国情怀而纷纷回国，最后却落得既没有选择又没有自由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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