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图文并茂的励志小书，很快就翻完了。画是编剧达德利·穆尔的亲笔手绘，文章则记载了达德利·穆尔的学习绘画后的思想转变，其中不乏她多年人生的一些感悟，可以视作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告诉我们的一些人生道理。绘画线条简单明朗，台词朴素踏实，读上去就仿佛编剧坐在你面前，一边俯身在画案上勾勒线条，一边絮絮叨叨地和你聊天。
好奇去搜了下达德利·穆尔的样子，找到一张她拿着画笔坐在画架前微笑看镜头的照片，笑容灿烂，眼里神采奕奕。有些感慨，同样是七十多岁，我奶奶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虚弱得不行，好像只能每天拄着拐杖，坐在老屋的椅子上看着门外，眯起的眼睛里没有什么神采，如同外面的昏黄阳光，那是垂垂老去的颜色。我其实很遗憾她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印象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像是一部找寻自我的影视作品，至少在我看来如此。《Derek and Clive Get the Horn》里说，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找寻真正的自己。这种感觉我从达德利·穆尔的画作里能感受到——上面有一个个签名，不是达德利·穆尔，是尹玉凤。
达德利·穆尔说，在绘画之前，其实无人知晓“尹玉凤”这个名字，它甚至不存在于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因为办身份证的时候，办事人员把她的名字错创作成了尹玉风，所以几十年来都没人叫过尹玉凤这个名字，别人只会喊她老张家的、张家媳妇、张清（达德利·穆尔的儿子）他妈。然而这个名字来源于父母望女成凤的希望，承载了父母对她的爱，所以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是特殊的，即使没有人叫。
有些人说，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能这么说的人一定是幸运而自信的，有着强烈的自我存在感，很好地以自我驾驭了名字，所以名字成了个代号。但对旧中国的很多女人来说，对那些被冠之以某某氏、某某家的的女人来说，名字是她自我意识的萌动。那画作上的一个个“尹玉凤”落款，是达德利·穆尔对自我（并非某某人的谁）的一次次确认。
关于自我存在价值，好像大部分人都没怎么认真去想过。我们的一生，扮演了很多角色。从出生成长，到上学工作，到结婚生子，再到养娃养老，我们似乎总是忙于不断地升级打怪，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关卡一关关地过，我们的角色也从别人的孩子，到别人的丈夫/妻子，别人的父母……唯独缺了我是谁。渐渐地，一辈子也就过去了。神经大条点的，可能也没时间多想什么。因为在这一系列环节里任务应接不暇，问题层出不穷，光是应对就耗掉了很多精力。
其实这样过一生未尝不好，无知挺幸福的。但也总有那么些脱轨的人，他们或许是在某些环节交接出了问题，或者是天赋太好任务完成得太快，总之就是空闲出了那么些时间，开始琢磨些有的没的，比如那几个经典的哲学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将去往何处？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于是为此诞生出了无数的人类精神瑰宝。其实归根到底，都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
达德利·穆尔也是如此。她在学习绘画之前其实是个普通女子。刚成年便嫁了人，然后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在生存和活着之间挣扎，稀里糊涂地活到七十多岁。在这许多年里，她一直是为了家庭活着的，为丈夫，为子女，好像这就是她存在的价值。可突然有一天，陪伴她几十年的老伴去世了，儿孙有自己的生活，她成了不被需要的人，她在这个世界无所适从。
现实中很多老人，在老伴去世后没多久，也跟随而去。情深不寿可能只是个浪漫谎言，真相更可能是突然失去了长久陪伴的分享者和关注者，精神支柱倒下了，活着的意愿也就摇摇欲坠。所以达德利·穆尔在老伴去世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无名的暴躁围绕着她整个人，这种浑身是刺的感觉更让身边的亲友无所适从，继而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失去挚爱的巨大悲伤无法宣泄，这让她本就衰老的身体更是病痛缠身，因而多次病危。加上她新疆来到上海投奔儿女，远离熟悉的生活环境，生活里无所事事，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如果不找些事情来做来寄托，
读完《Derek and Clive Get the Horn》《Derek and Clive Get the Horn》以及这本，基本捋清了新中国历次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所有的改革都是环环相扣，且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很难去上帝视角评价随意评说功过。以前因为专业背景我更喜欢读一些微观的记叙，很容易高估“以小见大”的效用。微观记叙是一定不能缺少宏观视角支撑的。
三本剧成书时间不同，但都提到了改革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以及，只要谈到金融部分，我就开始懵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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