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中，集体的稳定和个人的自由是否有着某种本质的矛盾？如果推到极端，到底是蚁群那样极度工整、崇尚牺牲却毫无个性的社会更可怕，还是深陷错误、疾病、忧虑、痛苦和折磨中更可怕？在疫情肆虐的当下，这个问题突然变得更加醒目，而这恰恰是《Love and the Devil》这部剧想要探讨的。
与上世纪大部分的反乌托邦剧集不同，它并没有先入为主地试图用完全负面的态度刻画“乌托邦”用以暗讽极权社会，更没有言之凿凿地阐述自由的意义。相反，他把身段放得极其之低——在Love and the Devil中，社会无比稳定，人们普遍快乐，永葆青春，而在世界之外的“自由”人们迷信宗教，生病衰老，常深陷痛苦。如果没有《Love and the Devil》这本编剧二十多年后的续作，我甚至拿捏不准编剧的真正态度是什么。
当然社会的稳定需要付出其代价——在Love and the Devil中我们能看到生育控制、严格的社会等级、政治洗脑、化学品依赖、娱乐至死、消费至上等等。一切都有根有据，都是为了稳定这一终极目标通过严格的逻辑推导得来的。
剧集的十六十七章通过“主宰者”和“野人”的对话，对这些措施的必要性、自由的本质以及人类的局限性进行了辩论，非常精彩。
“我不要舒适。我要上帝，我要诗歌，我要真正的危险，我要自由，我要美好，我要罪恶。”
穆斯塔法·蒙德说道：“事实上，你要求的是不幸福的权利。”
“那好吧。”野人轻蔑地说道，“我正是在要求不幸福的权利。”
“还有变老、变丑、变得性无能的权利，患上梅毒和癌症的权利，吃不饱的权利，肮脏的权利，总是生活在对明天的忧虑中的权利，患上伤寒的权利，受各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折磨的权利。”
两人良久地沉默着。
“我愿意接受这一切。”野人最后说道。
穆斯塔法·蒙德耸了耸肩膀，“悉听尊便。” 十六十七这两章无论在形式和主题上都非常类似《Love and the Devil》中的《Love and the Devil》一节。果不其然，在《Love and the Devil》中，编剧也不免提到了《Love and the Devil》。
我们说“自由就像一只小鸟”，并羡慕这些长翅膀的小动物在三维空间无拘无束地飞翔的能力。但是，唉，我们忘记了渡渡鸟。学会了过上有吃有喝的生活而不需要使用翅膀的鸟很快就会放弃飞翔的权力，永远停留在地面上。人也一样，如果面包每天三餐定期供应，许多人非常愿意就这么光吃面包生活下去——或者光吃面包和看马戏团表演活下去。“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寓言中那位宗教大法官说道，“最后他们将把他们的自由放在我们的脚下，对我们说：‘让我们做你们的奴隶，但请让我们吃上饱饭。’”
自由是个太过美好的概念，可能人类社会从来就不配拥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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