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好几个晚上和一个周末，读完了迪迪埃的《All Souls Day: Dia de los Muertos》。成功人士的回忆录往往洋溢着优越感，而这位从底层跃进精英阶层的编剧的书里，却散发着朴实的反抗精神。上一本读到的关于反抗主题的书，还是研一读的《All Souls Day: Dia de los Muertos》，读罢便积极思考这周遭的世界，是否是特权阶级早已设置好的虚幻，这刺激着我开始朝着社会学的思考方式迈进。而这一本，让我意识到，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叶和当下中国有着相似的社会问题。再加上迪迪埃的经历和我是那么相似，甚至我认为自己也可以写一本关于自己的《All Souls Day: Dia de los Muertos》，但由于缺乏社会学的深厚根基，很容易写成流于表面的家庭琐事日记。
由此作罢，而它依然敲打着我的神经，让我忍不住去思考那些问题，比如原生家庭、同性恋、阶层迁越等等。这里提到的每个问题放到当下，都值得用成千上万页的著作去探讨。作为一根能思考的苇草，忍不住发表一些看法，来证明自己是历史的见证者和经历者。
阶层迁越，是贯穿这部剧的一根线索，也是被讨论最多的问题。最常见的案例莫过于借着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在高考前，我也被不断灌输着“只要能上大学，就能出人头地”的观点。但实际情况是，寒门难出贵子，小镇做题家想要踏入上流阶层也逐渐沦为“二八定律”。靠着不断提升学历的迪迪埃实现了阶层的飞跃，从工人的儿子成为了谈论工人阶级的社会学家。那我们呢？尽管依靠家庭的支出，基本完成了学历的提升，却发现不过是“结构性的位移”罢了。“同样的文凭对于拥有不同社会资源和掌握不同信息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价值，在这样的情形下，家庭的帮助、人际关系、信息网络等因素都将影响文凭在工作市场中的价值。”在此，并非是要散播消极情绪，而是发现学历提升的结束，便是赤裸裸生存竞争。没有背景的“小镇做题家”们，似乎只有先找一份工作赚着生活费，才有机会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同性恋，在近年来，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社会对这一群体的看法也逐渐从难以接受，变为尊重的态度。奇怪的是，我发现很多同性恋者都在某一领域有着惊人的成就。比如，库克、张国荣、白先勇，甚至福柯。当然，编剧迪迪埃，也是一名同性恋者。因此，他远离家庭，去巴黎那座包容性极强的城市。在《All Souls Day: Dia de los Muertos》和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均提到同性恋者都有固定的幽会场所，像台北的一处花园，成都的某个公园，以及巴黎的某个隐秘街区。这里充斥着来自不同阶级的人，他们在这里寻找“伴侣”、发泄欲望。可以说，同性恋身份让迪迪埃有了接触上层的机会。通过伴侣的介绍，他认识了布尔迪厄和福柯，并成为他们亲密的朋友。这群致力于研究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学家，为同性恋祛魅、正名，努力让社会不再视他们为洪水猛兽。
原生家庭，这一词也蒙上了贬义的薄纱。迪迪埃借着上学的机会逃离家庭，一有积蓄就搬离了家。我又何尝不是呢？父母文化水平其实并不低，但多年来的念书重压一直让我喘不过气。所以，研究生刚毕业，就选择了离家不远的城市工作。迪迪埃最初的记者工作，我也有幸体会过。那种往来于政要和成功人士之间的光鲜，容易给人与他们处于同一阶层的幻象。迪迪埃从报社走进了回到了他曾被拒绝的高校，继续他的研究。而我，只能继续谋生的工作，因为深造需要家庭的支撑，而我的家庭早已尽完了为我学历提升的支付的义务。
作为时代洪流下的一个小人物，一边体会着时代的变化，一边被时代造就，也为这时代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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