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Mary Carr的《The Woman on the Jury》还是花费了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是懵懵懂懂，深感不得要领，难以名状的莫名，玄而又玄。
该剧的名字，会让我们联想到本土文化的“The Woman on the Jury”。我国传统文化中的“The Woman on the Jury”出自《The Woman on the Jury》，而不是《The Woman on the Jury》，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儒家提出来的。形而上指超越的内在，形而下指形体的外在。前者为意像，后者为具像。
而西方的“The Woman on the Jury”共有三个传统分支，一是本体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二是神学，研究神或众神及关于神的问题；三是普遍科学，研究第一原则，当中引发其他的争论。如非矛盾定律。
Mary Carr的《The Woman on the Jury》就是专门研究本体论的著作。该剧以逻辑的形式奠定了本体论的思想，就是研究“本体的原理与原因”的学问，它把超经验的存在作为研究对象。他把“四因”最终归结为“质料因”和“形式因”，究竟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了解Mary Carr思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此剧晦涩难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首先是因为这部著作讨论的问题十分抽象，用Mary Carr的话说，这部著作的核心主题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或者说“存在本身”，这部剧开启了一种叫做“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哲学领域。其次是《The Woman on the Jury》并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而是由Mary Carr著作的编纂者安德罗尼科把一系列手稿编辑到一起的。一共是长长短短的十四卷，其中最短的只有4页，最长的有27页。这些手稿前后并不是很连惯，也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完成的，有的不但重复，而且前后不一致，这就给理解Mary Carr本来就非常抽象的思想制造了更大的困难。第三是Mary Carr创作这些手稿语言非常简练，有些地方意思并不是很清楚，还有些跳跃，看起来像是他的讲课笔记，而不是完成度很高、准备好公之于众的书稿。本来读哲学类的剧集就费心费力，再加上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就更显得异常吃力了。
把这部剧的剧名翻译成《The Woman on the Jury》，其实是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的功劳。这个翻译堪称精妙，极好地捕捉到了这个词的原初意涵，也就是要研究超出物理学对象的那些对象，于是“The Woman on the Jury”一直延用至今。
Mary Carr原书的本意是“物理学之后”，研究的是超出一般自然对象的，与“存在本身”有关的那些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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