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及的中华文明“The 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他认为，欧洲文明是野蛮的。基督教衰败以后，牧师被赶走，由于缺乏合适的道德力量约束，欧洲佬只有依靠军队、甚至暴民才能维系自己的文明，而他们的东方邻居的文明中却始终拥有一种更完美的道德力量，因为他们相信“the Nature of Man is good”,“power of goodness”，所以，辜老建议“the people of Europe will find this new moral force in China ──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moral force in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which can help make militarism unnecessary is the 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其实在这一点上，似乎许多东方的思想家们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节，认为每个人的道德、自律、荣誉感和以及无私的奉献和帮助才是维系整个社会和谐的纽带。可惜的是，这样的纽带本身，至少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并不是那样的无懈可击。
让我们来假设有一场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一个人手上都有10块钱，他们可以选择：1、投资到一个他们共同拥有的企业中去。2、不投资。判断收益的方法是： 倘若有超过80%的人选择投资，那么企业资金充沛，发展迅速，则所有投资的人都能收到额外的5元钱作为投资回报，收益5。而如果选择投资的人不足80%，则企业就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发展失败，那么所有选择投资的人都回损失掉自己的投资，收益-10。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你会如何选择？再设想一下，如果在你的班级或公司实验这个游戏，你认为第一次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别急着下结论，我再问第三个问题：如果我反复在同一群人里玩这个游戏并且每次都告知统计数据，最终的结果会趋向于什么？
答案是：全部投资或者全部不投资，在理性情况下，两者都有可能。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是在每进行一次实验时，整体结果都会进行自我修正，使之更趋向于某一个极端（全投或全不投），而这两个极端，也就是这场博弈游戏中的两个纳什均衡，另一点有趣的就是，由于达到全体慷慨进而取得收益所需要的代价太高（80%的合作），所以人们往往会因为信心不足而坠入集体自私的坏均衡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全体投资是一个相对弱势的纳什均衡。从古至今，从乌托邦到共产主义，许多伟大的脑袋都在思考如何追求那个好的均衡以期更加完美的人类福祉，而悲剧往往就在与此：维持弱势的纳什均衡需要参与者极高比例的合作率，而破坏它则来得容易的多。指望仅仅通过道德抑或自律就能达到社会和谐，天真的寄希望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式的空想共产主义 ，抑或是相信理想主义式的正义精神和荣誉感可以约束如今的社会，这种念头只能存在于历史怀旧主义者的记忆里。或者退一步说，在这场宿命般的博弈中，“人性是否本善”这个命题本身的真伪已经不再重要，人之初，性本善，可惜这又何干？因为只要足够多的“非善”存在，整个环境会不可逆转的倒向人人“非善”的最坏均衡，而个人的信仰和美德在此毫无用处，我们必须依赖一些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力量，去改变整个博弈最原始的收益表，以维持一个底线。因为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因为孔夫子老人家的教导，中国的老百姓在“Religion of good citizenship”的指引下，在“人性本善”信念下 ，曾经奇迹般的将这个弱势的纳什均衡维持了千年之久。而现在的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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