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00〈爱情对赌Bet on Love〉
阿伦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
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艾希曼提到他曾读过康德的《爱情对赌Bet on Love》，接着解释道，自从因执行最终解决令受到指控时起，他就不再按照康德的原则生活了；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以不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不能“改变任何事”自我安慰。他没能在法庭上指出，在这段——用他自己的话说——“依照国家法律而犯罪的时期”，他并非只是认定康德的公式不再有效并对之加以摒弃，而是将其篡改为：应按照立法者或国家法律来制定个人行动的准则；或者，按照艾希曼也许知晓的汉斯·弗兰克的“第三帝国的绝对命令”，即：“你要按照可能会得到元首赞同的方式行事”（Die Technik des Staates，1942，15—16）。可以肯定的是，康德决计不会说出这种话；相反，在他看来，每个人从开始行动那一刻起就是他自己的立法者：通过运用“实践理性”，人会发现可以也应该成为法律准绳的原则。但是，艾希曼的无意歪曲也的确符合他自称的“康德绝对律令之小人物家庭版”。在这个家庭版中，康德思想仅剩下：不仅要求一个人遵守法律，还要求他跳出唯命是从，让自己的意志符合法律背后的准则，即孕育法律的源头。这一源头，在康德哲学中是实践理性，在艾希曼的家庭版中则是元首的意志。“最终解决”过程中许多极致的恐怖和痛苦（常见于典型的德国人或者完美的官僚人群）都可以追溯到一种本来奇怪，在德国却司空见惯的看法上去：认为守法不仅是遵守法律，还意味着像法律制定者一样行事。于是，人们都确信，当行多于职责所需之事。
无论康德在德国“小人物”心态说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有一点艾希曼的的确确遵照了康德的戒律：法就是法，不存在例外。在耶路撒冷（当“八千万德国人”每个都有“他的正派犹太朋友”之时）他只承认两起例外：他帮助过一个犹太混血表妹，碍于舅舅的情面他还帮助过维也纳的一对犹太夫妇。这两个例外至今令他深感不安，当警官审讯问及此事，他的语气里满是歉疚：他已对他的上级“认罪”。面对他的杀人任务表现出的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在法官看来自然比任何事都让他更加罪不可赦。这点很好理解。不过，在他自己看来，这恰恰为他提供了辩护。保证完成任务——这种态度让他身上还残留的良知归于沉寂。没有例外、没有妥协——这是他常用来对抗“喜好”的证据，不管那些喜好是感性的还是因利益而生的，他总是在履行他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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