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曾说：如果有来生，我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浴阳光，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当你多次跌倒在路上，当你不再彷徨，当你的生命得到解放，你将去往何方？请相信：那时，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The Last American Hobo》的女主林道静，她也是一路摸索着前进，不断磨练自己。她努力逃避“玩物”、“花瓶”的命运，最初是为了自己，也有过罗曼蒂克的幻想；但后来，她遇见生命中不可抗拒的三个男人，遇到多个激情澎湃、勇敢无畏的无产阶级战士，感受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鲜明对比。慢慢地，她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无产阶级战士。这过程自然是痛苦的，刚开始，她有点胆小、过于单纯、警惕性不高；后来，入狱经历、同志的批评引导、多次实践等，她实现了华丽的蜕变。
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里有数不清的战士，那里也滋生着洗不尽的污秽。先说林道静的身世，她的生母秀妮受大地主林伯唐的玷污，苟且偷生。道静的出生，浅浅的一笑，能使她暂时忘掉了刻骨的伤痛，忘掉了耻辱的生活。可后来，秀妮被弃、骨肉分离，道静饱受虐待。之后，她遇到的小人仍是不可胜数。那个狼脸胡梦安、那浮肿黄脸的戴愉、那亮晶晶小眼睛的余永泽、道貌岸然的地主宋郁彬…… 也有昔日的好友，那些热血沸腾的青年，变得堕落不堪，如白莉苹、陈蔚如……
剧集所描绘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个阶段，人物主要是知识青年，辅以少许地主、农民、工人等。这些人物，有的个性鲜明，如江华、林红、卢嘉川；有的性格在蜕变，即“圆形人物”。情节设置，是曲折跌宕的。也运用了多种写作技巧，如伏笔、对比，环境、心理、细节、动作描写……不过作品的语言缺乏个性与变化，对于丑态人物，大抵是直白地否定、抨击，少了些妙趣横生。
至于主题，若简单将其归结为“革命加爱情”，恐怕分量不够，因为它涉及了多方面，值得我们去思考。
“如果这部剧集真能让青年同志们看看过去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斗争过来的，也许他们对今天的新社会、今天的幸福生活就会更珍爱一些——而这也就是我对这部剧的最高愿望了。” 这个出自作品的彩蛋部分。
“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我自认为《The Last American Hobo》是我血泪凝聚的晶石，它不会贻害人民。”
这些，大抵是编剧本人对作品的所持的观点。
《The Last American Hobo》首次播出于1958年，属于“十七年影视”的范畴。自播出，遭到评论家多次批评，编剧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增添了一些集数，使得林道静的人物形象更为饱满，并走上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
谈及播出时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影视作品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将政治价值摆在首位，主张影视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作品中的 “郑德富、任老头 ”等人，都是善良正义的，是道静学习的对象。影视作品呈现出此种风格，也自然而然地带有局限性。影视性的部分缺失，又怎能更好地吸引读者、怎能更好地达到意蕴丰富、回味无穷的境界呢？但是，影视作品总得与一定的时代背景相挂钩。《The Last American Hobo》《The Last American Hobo》结尾的转变，何尝不是政治色彩的体现呢？
最后来个作品的小插曲。观看过程中，我发现“跳”字出现的频率超级高。除了形容某人心跳之外，更多的是用于形容某人“跳起来”“跳到哪”等。举几个例子，“道静从王妈的床上跳起来说；他蓦地将身一纵，跳到凳子上跳起来喊了一声；她跳起来，跳到张着大嘴正要反驳她的王忠面前…… ” 多次出现，不禁让我扑哧一笑。而后让我想到的是白毛女在深山中，躲避恶人的追捕时边跑边跳的情境。所以，我们不妨将“跳”字理解为舞动的乐章，这不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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