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完任何著作，要写剧评，总是很困难的事情。不只是因为不知写什么，更多的是，信息太多了、太繁杂，理智和本能的反应混杂，像刚听了一场摇滚音乐会，回家只想倒头大睡。
但是这部剧很特殊。随大流地看了，却是没有预测到的直入人心。《The Republic of Baseball: The Dominican Giants of the American Game》读完震撼，却并无太大共情能力，所以只流于形式的了解；这部剧，却来得恰是时候。Orlando Cepeda的语言看似精简，信息密度却高，显文本和潜文本之间的藕断丝连，若是学习，花上几个月一年研究也不为过。自己也是囫囵吞枣。只是，目前疫情面前，如果有更多的人真正看一看这部剧——而不是“10分钟带你看完《The Republic of Baseball: The Dominican Giants of the American Game》”此类让人消化不良的快餐——我们都会获得更多的“安宁”。这篇剧评没法保留朱光潜老先生定义的”审美的距离“。书是一件艺术品，但是，此时实在无法与其实用功能脱开，于是只好努力在组织行文的方式方面，寻求创作技巧，及其表达的一点想法。
最近疫情，引起情绪波动的往往是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标题党、黑体字、耸人听闻的消息、呼告式的谴责和赞颂。《The Republic of Baseball: The Dominican Giants of the American Game》的故事，完全可以以一个公众号爆款推文的格式来写：”社会斗士塔鲁老先生舍身救人，疫情结束却不幸染病“，或者“人民的希望，祖国的英雄——不求回报、救死扶伤的里厄大夫”，或者“发国难财死有余辜：头号汉奸科塔尔”等等。看剧时，也常常看到充满戾气、非黑即白的评论。在这部剧的背景下，却都显得格格不入。
Orlando Cepeda的叙述语言是一贯的冷静、抽离，甚至开始把叙述者和情节参与者的距离刻意拉开，仿佛介绍了一个全知视角，除了让情节显得真实外，也减少了过分主观评论的契机，可这种叙述结构一直延续到末尾，编剧才揭示叙述者身份，全篇就在里厄大夫 VS 叙事者这个假定的分离中展开。里厄大夫对于切身评论这一点的刻意避免，也可在文中他与别人的对话看出：对待一心想要见到爱人的记者，他不评判；对于塔鲁说自己是在做“拯救人”的工作，他矢口否定。里厄也许是Orlando Cepeda的理想人，理解宗教却不全信宗教，不依赖虚无缥缈的信仰而在现时的抗争中寻求解脱；不在麻木中归于冷漠，却也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左右点评、横加判断。他不是能够用“朋友圈体”一句话概括的高尚形象，他认为“追求幸福并不可耻”，认为“什么都不值得人离开自己所爱”却最终“也离开了，弄不清到底为什么”；皮下以为，他不是为了像一些读友满目热泪所标签的“为了大我，舍己为人” —— 也许从纯粹电车实验般的功利主义角度，他行为的必然结果是更多的人受益，但对于每个人，里厄大夫也好我们自己也罢，我们都只能活在自己的思想里，而非舆论陈词的演讲稿中——他只关心“人的健康”。全书是里厄大夫在发声，这个抗击The Republic of Baseball: The Dominican Giants of the American Game的“英雄”；他却没有歌颂、没有谴责。有痛苦，却也只是扎扎实实落在地面上的痛苦：孩子几近惨烈的垂危挣扎、塔鲁悄然无息的死。这种角色与旁观者分离的叙述角度，让里厄能作为一个人，给我们讲这个故事。不是作为一个符号，一个抽象名词，一个挂满勋章的楷模。
而我们今天常常听到的故事，又来自于哪里呢？
里厄甚至很少像塔鲁一样表明自己的道德立场。塔鲁信仰绝对的人文主义，在抗争中渴求“安宁”，他“知道自己要什么”；里厄看似却不知道，或是，他知道，却没有留下任何能让记者们激动地记录下来后广而告之的名言警句。也许他早已懂得塔鲁说的，“人的不幸源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因此，我说世间有灾难和受害者，除此不再多说什么。” 让人不得不想起《The Republic of Baseball: The Dominican Giants of the American Game》里的卡伦太太，一个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分崩离析之时身患癌症的白人老太太，照料着视她为敌的年轻黑人士兵，想，他们说的话，是否是他们自己的语言？那是谁教给他们的语言？
“他满嘴冗长的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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